西南空管局召开第四季度通导运行保障工作研讨会

容我特别点名欧洲央行。

不但没有处理的办法，还要想保护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素来敬重的朱容基难辞其咎。

一个对比是，在民声鼎沸后，邓小平果断关闭了康华公司。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外资的做法比内资更中国化，更谙熟中国资本市场政策市、消息市的奥秘，同时能够更早得到内幕消息，不管是政策动向，还是经济情报。解放前，共产党讽刺执政的国民党，枉顾和出卖国家利益，与买办沆瀣一气，观其例，也无非就是如此。时至今日，这类事似乎已经法不责众，就连铁矿石这么大的已曝光案子，也只是处理了几个经理助理级别的官员。而每当外资大举入市，则说明股市的底部已现。

因其名望与权位，他对家属问题的处理，起到了恶劣的示范效果，有辱清名，而且使其一些豪言壮语因此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卖国受保护了，爱国当然就危险了。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很难再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

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

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官员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等问题。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

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

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

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地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

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国家的奇迹。

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

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

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美国体系的危机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

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

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1929年的美国与 1989年的日本。

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

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